——1985年在道拉吉里峰?

　　或是由于对山的激情，或是由于被山所迷，1985年在攀登了安娜普尔娜峰之后 ，我直接去了道拉吉里峰。坎莫兰德和我在登顶安娜普尔娜峰之后还有战斗力，我们要再向 前迈一步。?评论家们也许会问，在已被攀登过多次的道拉吉里峰常规路线上，还如何挑战 极限?是的，仅仅从山的难度来讲，这里并无极限可言。但是我们的计划是从加利·甘达奇 谷直冲山顶，在中途没有休息日。这是从未有人尝试过的。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能否不 停顿地上升2000米而到达山顶。装备不是问题，我们可以用登安娜普尔娜峰用过的装备 。?在我的登山生涯中，我曾开发了不少专门用于小队伍快速攀登的登山装备，如帐篷、靴 子、冰爪等。这些装备必须又轻又耐用。每当设计方案草拟出来之后，我就寻求合作伙伴进 行生产并开拓市场。当然，这类装备并不是对每个登山家都适用。例如，用高山帐篷在一般 的山上过夜就不合适。因为高山帐篷是防风、防雪的，但不一定防雨。在喜马拉雅山脉没有 潮湿问题。1978年我登珠峰时用的塑料登山靴就是我自己设计的。那时这种塑料登山靴 几乎成了人们打趣的话题，但现在大家都用这种登山靴。在高海拔地区，受潮之后塑料靴比 皮靴要干的快，而且内靴不像传统的皮靴那样受到挤压，这有益于防止冻伤。靴子的衬里最 好用化纤材料制成，化纤材料比毡子或皮子更好。?

　　购买登山用品时，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需求。如果有人在海拔不太高的地方使 用高山帐篷并遭遇到大雨的袭击，那他一定全身透湿。但他不应该怪罪销售商，而只能责备 自己选错了帐篷。?

　　我对从安娜普尔娜峰直接转战道拉吉里峰的危险性是有足够认识的。连续攀登两座 8000米级的山峰不仅消耗很大，而且成功的运气不那么看好。任何人都有运气，但每个 人的运气又是有限度的。当运气用尽之后，不仅登山的危险性会增加，遇险后化险为夷的可 能性也会减小。这一切也许都是因为太疲劳了。?

　　坎莫兰德对我这种连续登两座山的想法并不十分欣赏。登顶安娜普尔娜峰后，他想 直接回家。

　　这时的天气很坏并且印度洋季风期也要来临了。对我来讲，我曾两次在道拉吉里峰 攀登失利并期望着这第三次冲击。我们已经在山下了，机不可失。?当我在1977年同奥 托·韦德曼等四人第一次从南壁攀登道拉吉里峰时，我们仅登达6000米的高度。南壁的 危险和难度不同寻常。从我们当时的技术水准来看，的确还不具备攀登这扇巨大的呈凹状的 崖壁的能力。雪崩几乎每天都有，在攀登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从南壁的左侧或右侧上行， 而是走了中线。到后来，想改路线已经来不及了，那次攀登以失利告终。之后，没有人能从 这条路线登顶。?从道拉吉里峰山脚下到山顶的高度是3000米。这一路崖石松动，险象 横生，一点也不亚于著名的埃戈尔峰的北壁——专家们称之为是不可攀登的，攀登不可攀登 的路线——这就是我1977年的想法。从我第一眼看到南壁那时起，我就急不可待地想冲 过去，找到路线，把队伍带上去。?登顶不是最重要的。对任何一座8000米级的山峰来 讲，登顶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有新的尝试。南壁是世界上最高的，未曾被攀登过的 岩、雪混合壁。顶峰像城堡一样耸立在一片“生命禁区”之中。那里的空气虽然清新但是缺 氧。在尼泊尔那一片黑色的，微光闪烁的群山中，道拉吉里峰兀然突起。?

　　不过，空气并非静止，山体也不是巍然不动。受西藏方面的气流影响，坏天气经常 突袭而来。风速有时可达每小时200公里。山顶上的雪旗有时达几公里长。到黄昏，山项 被风刮起的雪在夕阳的映照下又像火山喷发，一片火红。?的确，道拉吉里峰十分像一座火 山，在1977年我同它厮守的那四个星期之中，它带给我的就是暴力。当我们在南壁搏斗 时，那无数次的雪崩迫使我们学会了把恐惧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那次探险当中，我们 全队五人从精神到肉体都到了承受能力的极限。?我们了解尼泊尔高原的潮湿雾气是如何聚 在这儿的山谷里。这种雾气可以在几分钟内使周围的一切全部消失。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 到天气恶劣到在这长达四周的时间里只有两天可以攀登。我们一直不死心，直到有一天我们 几乎被雪崩埋葬。那次雪崩扫过来时的气流足以把我们刮跑。如果距离再近一点，我们就完 了。这时我们意识到这条南壁中部的路线真是太危险了。也许走南柱路线更安全一些，即使 看上去南柱路线显得更陡。但是，从南壁路线无法转到南柱路线。?许多关心，支持我们的 朋友，我们的赞助人，甚至包括为我们拍摄电影的工作人员对我们放弃南壁的作法都不理解 ，评论家们也批评我们。似乎那些从未登过8000米山峰的人们都知道该如何去登山，都 事后诸葛亮一样地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路线。归根结底，耍嘴皮子总是容易。?人们 对登山危险性的看法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攀登者在山上有时会觉得很危险；但下山 之后又会责问自己为什么要跑下来。在1977年探险行动的最后几天，我们队伍中最年轻 的队员，后来成为德国登山军事教官的奥托·魏德门在恐怖的雪崩和险峭的南壁惊恐不已。 但当他回到家后，他的想法全改变了——他认为自己太弱了，没有能全力上冲，而闭口不谈 危险。?的确，我认为他是没有全力上冲，也没有承受最大的危险。但是在大的登山行动中 ，寻求行动成功和减少危险的平衡点是一门艺术。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那不是因为我是一 名勇敢的攀登者，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胆怯的人。?对我来讲，登山不是军事演习，不是宗教 ；登山是一项可以产生有创造力的表达方式的体育运动。我不愿意把我的攀登计划和行动按 军事行动的模式来办，也从不限制同伴的想法。在我们的道拉吉里探险队中，人人都有平等 的责任和发言权。?

　　我从来不要求我的登山伙伴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不要求他们绝对服从也不禁止他 们写任何东西。我所作的工作仅仅是为探险队拉赞助，为探险队提供最好的装备和食品，带 领大家进山，并在山上准备迎接攀登中最困难和最危险的时刻。?

　　赞助的来源一般来自出版社、电视台、商界和私人捐赠。我从不以成功的许诺来拉 赞助。成功的希望总是相对要小。虽然我们的探险每次都要把自己推向“极限”，但我们绝 不是敢死队。“以死亡的可能去换取登顶的荣耀”也不是我们的座右铭。?

　　在道拉吉里峰，我们不是为电视台攀登，不是为任何国家，任何组织去攀登，我们 只是为自己攀登。通过电视台和出版商，我们将面对许多观众和读者，但这并不表明我们一 定要扮演英雄角色。我们不准备以英雄的方式来牺牲自己。?我从来不向传播媒体散布登山 是对死亡的貌视；登山要不顾一切或以生命为赌等陈词滥调。也许有一天我会重返道拉吉里 峰，但那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进行探险；而不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在那里。?

　　如果我再去道拉吉里峰，我会以相同的原则来对待危险。如果我想自杀的话，有更 简单的方法和更好的去处。?

　　1984年，我随耐兹率领的一支台若林人登山队第二次来到道拉吉里峰。那时我 心想，这次有可能跨越道拉吉里峰；顶不济也能从常规路线登顶。但是，我们又没有成功。 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抓紧，之后不停的大雪又把我们驱回了山下。山上雪崩的危险性太大了 。有一次帐篷几乎全部被埋住。最后，我们总算到了突击营地，但是坏天气又迫使我们不得 不下撤。?我在1985年的第三次尝试中才成功地登上了道拉吉里峰顶。汉斯·坎莫兰德 和我从加利·甘达奇谷出发，跨过法国山口到达北侧的大本营。在5月13、14、15日 三天里，我们以阿尔卑斯方式从东北脊登顶。在山脊上的冰瀑区里找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 们一直在脊的右侧，沿冰、岩分界处行走。一路上我们常常被迫攀登垂直的崖壁，并且两次 铺设绳索扶拦以保证下山时有可能原路返回。在第一天，我们到达6000米；第二天，我 们走得很快，下午就到了一年前的突击营地。这回我们选用了较小的帐篷，所以架设帐篷没 有遇到麻烦。这个小帐篷刚好支在我们自己搭的小平台上。最后一天的攀登真是传奇。顶峰 附近的雷电异常频繁，我们身上常有电火花。冰镐和冰爪在滋滋作响，头发也竖起来了。从 袖子到手套，从石头到冰镐，从山脊到天空，到处都是电。我们在暴露的、尖峭的山脊上行 走而没有遭遇到电击真是奇迹。如果要行走我们就没有逃避电击的办法。在山顶上，当我们 通过两块尖石之间时，居然也没有受到伤害，真是难以置信。以那里，任何时候都有死亡的 可能。然而当时间逐渐过去，我们发现自己还活着，这给我们一种刀枪不入的感觉。在那种 环境中，除了雷电之外，我不知道周围是否还存在其它的东西。在我的一生当中，我有两次 死里逃生。这次除了在大本营的夏尔巴搬运工之外，没人知道我们正站在雷电交加的道拉吉 里峰顶。?我可以肯定：喜马拉雅的雷电没有欧洲山里的雷电那么危险。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在欧洲，我是不会离开营地的。在道拉吉里峰，我听到了雷鸣和震动，并且看到了在南边的 闪电。但在我们附近却没有闪电。当天我们返回突击营地并于次日返回大本营。?有人常常 问我：为什么登山都是这种模式。我的答案是登8000米级的山峰没有模式。对任何一个 目标，我都有一个适当的个人计划。这个计划在山上不时地随体力和天气状况而调整。每次 在顶峰的经验和感觉也不尽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在顶峰的感觉总是相同，那我只 要登顶一次就够了。登顶的感觉刺激我的神经。有些登山家宣称在顶峰时他们距上帝最近。 我曾在顶峰经历过十分平静的时刻，似乎一切都消失了。我被定在那一片消极的黑色笼罩之 中。但是，通常在顶峰时的主导思想总是尽快下山——山顶不是久留之地。